吴瑞林

各位代表，各位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作为一名与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一路同行的“老质量人”，对六届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取得圆满成功；对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成员的当选，表示由衷的热烈祝贺！同时，协会还带着本人这么一个“老朽”一同进入质量管理的新时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早上很偶然地想到有个巧合，我们这个协会真的是很幸运，恰好踩到了一个时代节点。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是1981年9月成立的，现在是2021年，已经举行了六次换届大会。对于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大家可能都有个深刻印象。我们党建党100年来有3个非常重要的《决议》。第一个决议是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个是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们省质量管理协会恰巧从1981年走到2021年，已经40岁了。40年来，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我们中国的质量事业也产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一直与时代同行同步，而且踩准了时代的节点。所以，在此还要祝贺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成立40周年！

协会坚持邀请来作个交流发言，用了一个题目《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  开启新征程》。现在已经很少在外面说话了，毕竟跟时代、跟现职工作有了一定的距离，有了一个时间差，现在出现很多新概念，数字经济、元宇宙……，对于一些新东西不一定完全跟得上。“出山总有收山时”。同时，自己从事了40多年经济工作，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定程度也是防止“老年痴呆”，自己给自己每年至少出一个题目。我这个题目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对当年作一个思考，对第二年作一个个人预测，这也成为一个惯性思维。一年时间过后，再看一看你作为一个老经济工作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到底准不准？准确率有多少？是60分还是85分？这么做一个是延续以前的习惯，一个是防止头脑老化，更重要的是防止脱离时代。

还剩下一个多月时间，2021年就快要过去了。2021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大概也就定型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的全国两会，都会对2021年有很多概括、总结。历来喜欢说自己的话，假如给中国的2021年一个色标，那一定是红色。中国在2021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什么？是100周年，是我们党的100岁生日。这个100周年的主基调是什么？首先是回忆，不忘初心。整个2021年打上了一个回忆的烙印。回忆并不是让大家停留于过去，无论是回忆取得的成就还是经历的挫折、坎坷，还得加上一个词——思考。假如光有回忆，没有思考，这种回忆只是废纸一张。回忆不仅是总结经验，还要总结教训，为了未来。同时，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最后还要开启新的征程。回忆是为了弄清来路；接下来要弄清现在是什么样子；还要弄清未来朝哪个方向走。这也是我们哲学的三大基本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往哪里去？”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  开启新征程》这个题目比较大，要展开说一说至少要三四个小时，今天不能占那么多时间，所以要把有关内容加以浓缩，不可能展开说了，就相当于给大家吃太空食品。我们还有三名宇航员在新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他们吃的都是高度浓缩的东西。今天也尽可能把要说的内容浓缩一下。

先把这个题目的整体框架给大家简单地概述一下，然后把其中最后一个题目的最后一小点，就是关于企业如何应对中的一小点稍微展开说一下。这次六中全会公报中提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更趋”、“极为”这些“顶格词汇”说明现在内外环境对企业的挑战相当严峻。想做这么一个考虑，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的要求，符不符合大家的胃口。

这个大题目有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给大家说说这个题目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叫“交汇点”，一个叫“新征程”。第二部分是厘清一些脉络和思路，有三对概念，六个“新”，是我们在新征程要掌握的核心和要害概念。第三部分为企业在如此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中如何应对。又是两个“新”。

首先说一下“交汇点”。大家都清楚，历史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走到一定的关键节点的时候是上下左右、古往今来、纵横中外，相互交汇。在这个节点都有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这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重大课题与重大机遇的交汇。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这次不是第一个历史交汇点。假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21世纪20年代，中国一定程度是走入了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的标志，这次历史交汇点有两大最重要的标识，一个是时代交汇点。我们进入了又一个“新时代”；第二个就是“百年”交汇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两个100年”相互交汇。关于“百年”的想法也是在2019年产生的，当时突发奇想，20世纪20年代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从2020年开始进入21世纪20年代，这时世界会是什么样？中国又会是什么样？恰好与中央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吻合。当时作了一个对比，并不乐观。因为在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是一片繁荣，很多人可能没有太注意，当时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提出的是“咆哮年代”，法国提出的是“疯狂年代”，德国人一直比较实在，提出的是“黄金年代”。而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发展是完全脱节的，这种反差就如鲁迅先生讲的“风雨如磐”、处于黑暗的时代，像我们古人讲的“万马齐喑”，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但在我们的上海，“十里洋场”，一片歌舞升平。同时，又产生了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觉醒，称作“觉醒的年代”可能较为贴切。中华民族曾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站在世界的巅峰，后来从巅峰滑落掉到山腰，最后一直跌至山脚。落后就要挨打，这时一个“小邻居”居然跑到南京屠杀我们30万同胞，这是多么惨痛的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但是，血写的教训终于刺痛、唤醒了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他们前赴后继、不惜舍出身家性命，带领大众谋翻身、求解放……。我们这个民族就像拿破仑说的是“东方的睡狮”，处于觉醒的前夕。这个“睡狮”醒来以后首先是站起来，然后“富起来”，再重新“强起来”。

100年以后，到了21世纪20年代，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100岁了，硕果累累，取得了非常伟大、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用六中全会公报的说法，都用了“顶格”词汇“更趋”复杂严峻、“极为”繁重艰巨。在2019年跟企业家交流时说过，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企业遇到的困难会非常多，挑战会非常严峻。2020年春节前后，我与企业界朋友交流时用了一个题目：“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告诉他们企业的日子会非常不好过，时间至少延续2至3个五年计划。当时从“五位一体”五个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列举了大量的数字，今天来不及展开说了。

我们党从诞生走到现在走了100年。我们只有认清来路，才能更好地走好前路。我们还有“两个100年”的表述，这是十六大开始正式提出的。当年十六大报告征求意见时，本来十六大要宣布实现总体小康。因为当时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800美元的小康标准。结果征求意见座谈会期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假如现在就算“小康”了，老百姓心会有点凉。本人习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理论问题通俗化，经常用案例来说明观点。我们逢年过节去慰问困难户，有的特困家庭的困难程度会让你掉眼泪。如果现在这样子就宣布实现小康了，老百姓心里会很难接受。那时候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个观点打动了领导，当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平均数不是大多数”。当时我们有接近70%左右的人在平均数以下，现在这个比例更高。后来采纳了基层意见，十六大《报告》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把“总体小康”改成了“全面小康”，并把实现全面小康的时间一下子推迟到建党100周年。好在我们中国汉字太伟大了，词汇比较多。总体小康是用平均数来衡量的；什么叫“全面”小康？当时说“全面”就是“人人”。脱贫是一个动态过程，14亿人口实现“人人”小康是有困难的，一些家庭遇到天灾人祸，说返贫就返贫了。总体上说，“建档立卡、精准脱贫”这件事是非常艰巨、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使命。“两个100年”，就是到建党100周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到建国100周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就把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具体化了。在今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宣布实现全面小康，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完成了。对于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现代化，十九大又“提档升级”分为两个阶段（“两档”）。把原来十六大确定的到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到了2035年；然后再用15年时间，到2050年达到当时世界强国的水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真正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第二个10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干？就是从宣布全面小康这一年——2021年，所以2021年成为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这个年份承受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使命，叫做开启新征程。

开启新征程，就是开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十四五”时期是我们开启新征程的起点。“新征程”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开启？曾经说过会处于至少三大“热点”之中。一是内部。当然有若干有利条件，但搞经济工作要更多地看到“内忧”。还包括内外环境的交汇之处——我们的港、澳、台及东海、南海地区。二是外部。也是要更多地看清“外患”。三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新的、巨大的反差与悖论。

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内部环境。近十年来，我们经济发展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在特朗普给我们加征关税以后，我们在强调“稳中求进”的同时提出“进中有变”，我们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后来我们又在“进中有变”的后面加上一句“变中有忧”。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辉煌成就，收获了累累硕果。经济发展更是一路高歌猛进、飞速增长，世所罕见。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也能切身感受到，同步积累的大量问题与矛盾。新阶段仍然是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会是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期。中央近几年一再强调要注重防范与化解各领域的“重大风险”与隐患。这里重点说说经济领域。我们看经济报表总体上是充满信心的，去年增速是2.3%，但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家正增长的，我们当然值得自豪。2021年以来，我们也受到了散发的、多点的疫情冲击，但是中国的经济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光看统计指标不行，对经济形势要说两段话。对于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每个月用了比较积极的发布形式，但是背后应该说经济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刚结束的10月份，我们对经济拉动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消费，只增长了4.9%，而且是在去年我们疫情很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这种低基数条件下面。最近有一位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作过一个分析，觉得挺有道理，他说看经济形势不光看统计报表，也要看看“表外”。他列举的几个数字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比如说从2018年到2020年，北上广深港五大顶尖的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全部翻番。在街上走路也能看到，沿街店铺不断地有关门息业，有的一年能换三次主人，不断地敲墙砸洞、制造城市扬尘、噪音，背后是很多企业非常短命。二线城市中，除重庆之外，包括我们南京在内，也是全部翻番。再看每个月我们都说新注册的企业增加了多少，很早之前也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也应该同时公布每个月减少了多少家企业，有的是关门了或者说三年没有去年检而被注销了。2018年我们的小微企业注销比仅3.71%，到了2020年是72.49%，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现在我们在宏观经济领域经常喜欢用“动物”，什么“黑天鹅”、“灰犀牛”、“独角兽”、“瞪羚”。“独角兽”这样很有希望的创新型企业当年新增全球占比2018年以来呈“自由落体式滑落”。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我跟金融界的朋友们交流过，我们现在金融领域的状况到了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那种状态。有一个指标，就是非常严重的超发货币，形成GDP畸形增长路径依赖。这些年GDP增长某种程度上是靠钞票堆出来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溢出至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有一批专家告诉领导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当年就在反驳这一观点了，认为对我们的影响冲击非常大。结果面对冲击，我们又仓促上阵，急急忙忙地出台了“4万亿”宏观刺激措施，很多人不知道后面的数字，当年各地放大到“18万亿”。2009年至2011年，三年共放出货币116万亿元。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40.1513万亿元，按当时汇率折算成美元，一举超过我们的“小邻居”日本。日本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上坐了17年，这个板凳被中国“抢”过来，你说日本人会是什么心态？所以，中日关系紧张，其经济根源是中国抢了它的“第二把金交椅”。2010年我们40多万亿的经济总量是靠发了多少钞票堆出来？72.58万亿元。M2/GDP的比值超过1.8，也就是用了1.8元人民币来换来1块钱GDP，这个趋势已经延伸到最近几年，2018年这一比值超过2，到2020年，我们的GDP总量是101.5986万亿元，我们的M2是218.7万亿元，M2/GDP的比值仍超过2。今年1-7月我们的M2已经到了230万亿元以上，10月份 M2的增长速度还在8.7%。这种情况能持续吗？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我们走这条路已经很多年，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回不了头。你说这是不是很危险，这是悬在大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把信贷收紧，不要说中小微企业，就是规模企业也没有“血液”了。还有一些数字今天就不过多地说了。整个经济增长趋势弱于预期，政策调整空间也比市场预期“逼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高层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也是非常清醒的。

在内外部交汇地带，美西方一直想抓住薄弱环节钳制中国。“港独”势力，因人大终于出手立法，遭到致命一击；而“台独”仍在美西方鼓动支持下越发猖獗。台湾只要一日不统一，将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头之痛，是中国走强的一个“软肋”……。

至于外部环境，可分为与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及发达国家关系。其中分量最重的当然是中美关系，也是全球最为关注的“老大”与“老二”的关系。早年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说过两句话，中美之间“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坏也坏不到打仗的地步”。好像至今还适用。但目前已恶化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备战才能止战。大家也都切身感受到了。

关于第三大热点或挑战，即指全人类面临着一个重大危机——人类的“硬知识”出现了暴发式、指数级的飞跃，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领域内顶级专家的预料。而理应与之配套的“软知识”却依然在蜗牛式的爬行。两者的差距不断地拉大，会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坍塌！？这些都是当今至未来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今天也没法细说了。

现在，全党内外、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共有4份重要文件。包括总书记的两次讲话，一个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第二个讲话就是关于《决议》的说明。还包括大会通过的《决议》和会议《公报》，这次会议也决定了我们党的二十大召开日期。这里也先简要地给大家说一说个人学习体会。这次六中全会对于我们过去的100年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中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成就与经验。实际上一部党史，也是一部新中国史，一部民族独立、解放、发展史，既是政党史、也是政治史、思想史，也是经济史、社会史、改革开放史……。《决议》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公报》把《决议》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做了一个全面概括。对这类比较重大的一些历史性文献，怎么把它装到脑子里，用一个小小的“诀窍”，就是编一些“数字密码”，这样就很容易记住，现在不正是到了“数字时代”了嘛。理了一组数字叫“343510+213”。第一个“3”，我们为什么要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有“三个需要”。所谓“4”，就是党的百年历程分为4个时期，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二个“3”，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所谓“5”，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所谓“10”，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用了“10个坚持”。《决议》按修史“远粗近细”之规特别突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大以来又可概述为“213”。所谓“2”就是“两个确立”。所谓“13”，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准备与大家交流的第二部分由三组六个“新”这些重要的关键词组成，叫作“新时代、新阶段，新思想、新理念，新挑战、新格局”。这里只能说说“提纲”了。

关于“新时代”，曾经归纳了三大重要标志。第一个标志叫“新人新思想新时代”，我们有了一位新的领袖，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新思想已经被写入党章和宪法。

第二个标志是时代变了，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战略取向发生了巨大转变。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经济恢复时期，后来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举重若轻，把中国这么一艘巨大的航船扭转航向，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上，我们特别突出解决有没有、多和少，首先落到数量上。曾经历过短缺经济年代，那时候买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豆腐票等等。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数量、速度，“速度第一”、“GDP崇拜”。历史在前进，很多历史问题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照道理，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就应该着手实现又一次战略转变，但是非常可惜，科学发展观被很多人当成了一句口号挂在空中，没有真正落地。当年本人作为一名老经济工作者对此非常焦急。曾经动手写了一篇东西送到北京，最后在中央的一份杂志《红旗文稿》全文刊登。但当时提出的一些建议没有变为现实。我们丧失了将近10年宝贵的转型期。直到十九大，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这条航船再一次扭转航向。第一次是邓小平同志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次是从数量型、粗放型的增长转到质量效益型集约化增长。在今天这个会上真的很有感慨，我们的质量工作实际上也已由此从局部工作变为一个全局性工作，由一种专业性工作变成全面性的“质量效益型”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我们开启新征程、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质量这个词已经不光是我们质量管理人的质量，而应当作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词、作为一项涉及全局的关键工作来对待，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今往后，与质量相关的政策、举措已从专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应作为一种“国策”来对待。当然我们是质量管理专业工作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个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的一大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二大提出中国人民“最大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的八大提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沿用着。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曾联系自己的个人经历提出过，党中央关于“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绝不是高高在上飘在天上的，对于全中国所有地方、单位、企业、企业家乃至每一个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会有重大影响。在讲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候，跟很多同志特别是企业界同志作出预告，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变化以后会相应跟随着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举措的调整，新的“主要矛盾”判断的关键词在“美好”与“两不”。譬如说关于财富分配，社会将会有一个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的重大转折。我们有一个三次分配理论，这是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初次分配是直接分配，譬如我们干活拿工资，企业经营得利润。属市场行为。二次分配就是再分配，包括劳动保障、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属政府行为。三次分配就是社会救助。通过邓小平说的“先富带后富”，有钱人出钱办慈善事业等。属于社会、道德行为，靠有钱人“自觉”、愿不愿意去带后富。二次、三次分配都是财富的间接分配。本人提出过一个“五次分配”论。第四次分配是货币现象，属于政府操控金融行为。一个国家经济走向危机了、无上限举债、央行狂印钞票，货币本身严重贬值。像最近有的国家发新钞，把1万块变1块。第五次分配就是非法侵占。世界史上的殖民地、搞财富掠夺，包括侵略战争、盗抢诈骗。现在网络诈骗又十分普遍。在财富分配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破除过去计划经济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同时后面接着还有一段：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十九大后，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以后，财富分配的方针政策跟当年给企业家的预告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当时很多企业家没有完全听懂。现在更加强调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包括对一些“明星”搞什么“饭圈”文化，甚至偷逃税“快富”，企业反垄断等等。浙江省被确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小康宣布实现之后，“共富”会成为主旋律之一。

关于新阶段，这一提法跟继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密切相关的。阶段隶属于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一战略目标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开始到2050年，达到当时全球现代化强国的水平。

关于新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22个要点。

关于新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关于新挑战，我们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

关于新格局，即应对双重挑战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布局。

又到了“今年怎么看”“明年怎么干”的时候。对于即将过去的2021年，前面说过，假如让大家用一个色标来标记，当然是红色。2021年出现的最频繁的关键词无疑是“建党100周年”，再下来就是“全面小康”，然后就是“抗疫”，然后就是“复苏”……。今年可能会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能实现正增长幅度最高的国家。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第一年，是开辟新征程的关键一年。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恐怕有“两个长期共存”。一个是新冠肺炎病毒会跟人类长期共存，它慢慢地就会变得跟感冒病毒一样，不会像“非典”那样来无影、去无踪，说没有就没有了。第二是中美关系的紧张会是一种长期存在，因为根本矛盾消除不了。我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美国自建国以来保持活力、竞争力，保持国内的团结、强盛，保持连结盟友关系的“纽带”，有两条底线。第一，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2/3？我们去年虽然产业优势参数还只是美国的37%，但经济总量占到了美国的71.3%。当年日本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6%，就搞了个“广场协议”。哪一个国家快到美国经济总量的2/3，美国就感到对其构成了“威胁”，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整那个国家。第二，从1776年美国立国开始，它始终要在各个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找个主要对手。这类似我们企业管理中讲的“鲶鱼效应”。鱼类运输过程中找几条鲶鱼放在里面作为“对头”，它钻来钻去，那些鱼就不会死。假如没有鲶鱼放在里面，一路远洋运输，鱼会死掉一大半。为了保持美国的活力，它要在外面找对手，这样内部就会团结。很通俗地讲，有的家庭里面闹矛盾，但是假如有外面人来欺负这个家庭，全家就会“一致对外”。美国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地找对手，而且基本上都把对手给打趴下了。越是其国内矛盾尖锐激烈，其与对手的冲突就会越发激进、猖獗。实际上“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就已成为它的主要目标，只不过是因为“9.11”加上后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把这个过程推迟了。因为“9.11”后美国为了反恐，需要与中国合作。金融危机，最通俗地讲，就是美国政府没钱花了。这时候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口袋里装着全世界最多的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而且主要是美元储备。中国当年是在外汇储备2万多亿美元的时候，在金融危机前后借了一半给美国——购买美国国债，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感谢过。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从来不肯低于11%，但是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只有1%左右。所以说，我们是帮助它渡过金融危机的。我们有些人经常批评“美国优先”，其实你打的靶子不太准，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是本国优先呢？问题在于“美国优先”极化到了“美国绝对优先”，完全“不管不顾”地以损害甚至侵害别国为代价的“优先”，这才是应当对准的“靶心”。美国从来都是自己的利益优先。出于它自身的利益需要，中美出现了10年左右的“蜜月期”，给我们很多人造成一个误解，以为中美关系可以那么好，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好，因为你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跟它是“针尖对麦芒”。目前在美国，反华已成为两党共识，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的“政治正确”。一定时期内很难彻底扭转。香港前一阶段为什么闹得那么凶？背后就是英美插手。要害就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有天然冲突的，本身就是“针尖对麦芒”，需要“完善”、需要“打补丁”。可是我们相关部门与人员一度“高枕无忧”自我感觉良好。后来全国人大出了一部法才使香港稳定下来，这就是“打补丁”。很多人是只讲它的成就，不肯讲背后有漏洞、有矛盾、有冲撞。其实讲两句话才叫实事求是。

第三部分为企业应对，即“新起点、新举措”。企业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内外严峻环境，到底应该怎么办？要重新起步，找到新的起点、构建新的平台。因为自己长期在企业工作，其中担任特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16个年头，对于企业工作还是很有感受的。对于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用了一个词叫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原本以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是最难的，因为当年经历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痛苦转折，叫作“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没想到现在的企业家比我们那一代更难。曾经讲过许多具体的故事，最后自己把自己讲得掉眼泪。有企业家问我，这个困难会持续多长时间？我回答至少两个五年，现在看来可能要三个五年。现在我们站在交汇点上，看到了许多黎明的曙光，但也要面对黎明前的黑暗，正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摸索。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最重要的关键词叫做“不确定”。中美关系对我们构成了压迫、挑战。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心病。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G20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唯有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这是我们最大的“软肋”。这个短板、心病恰好给对手抓在手上，在耍我们，在整我们。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灾难，如此等等……。内外环境的压迫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最终都落到我们企业头上。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变了，时代变了，你也要跟着变。失败是成功之母；反过来讲也是对的，“成功是失败之母”。现在很多企业很被动，认为他过去干得非常成功，有一整套成熟经验，认为靠这套东西就够用了，结果应付新的变化根本不灵，所以成功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背上包袱，包袱不放下来，不可能“凤凰涅槃”。

关于企业如何应对，想了八个方面，时间关系只能点点题目。第一，集中精力注意力做好自己的事。第二，坚定不移地转型、改变。现在还有个“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任务”。第三，更注重内需、内省、内功。坚持“开放”，但要少一点“东张西望”。第四，要追求真创新、实创新。少一点伪概念、虚火、赶时髦。要继续活下去，就得“改变”；想活得好，必须创新。第五，要下决心来一场管理革命，包括我们质量管理。第六，始终牢记“关键在人”。企业的厚度、宽度取决于全体员工；企业的高度取决于“关键的少数”。人才决定一切。第七，每位企业家都要准备好两副“药方”。一副是带领你所在企业走出现代困境的一套“药方”。这要靠企业家自身的自我修炼，这种修炼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足够超前的理念认知；具有深度穿透力的眼光；并有足够宽广的视野，有非常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囿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某个领域某个地方不行了，赶快换地方。“地球是平的”，现在这种全球格局状况下，企业要更多地重视“内向”，继续“坚守阵地”；同时对外开放，该有的国际市场绝不放弃，该争取的国际空间还要继续拓展。但更多的是要练内功，干好“围墙内”的事，干好自己的事。

现在有个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概念，对于企业来说，我想提一个“双平台”。一个是内和外“双平台”；全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种K型理论。这一理论用一个词来概括叫作“走向分裂”。为应对这种“分裂大势”，也需要尽可能构建“双平台”。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重点说一说的第八点对策建议。整个世界经济界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这个理论叫K型理论。它描述的是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这一轮新冠疫情挑战以后，世界经济走势如何。关于经济走势，原来有以下几种分析：第一种是V型，这是我们国内有些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就是下跌以后尽快触底反弹。第二种是U型，下跌以后在底部爬一段再上来。第三种是W型，下去上来再下去再上来，是波动的。第四种是L型，下去以后一时上不来。这一轮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仓促应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许多新的现象，于是产生一个新的理论叫K型理论。这个“理论”非常重要。由此想到一个人物，她是现在世界各国领袖当中威望相当高的一位，刚刚急流勇退，她就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她大约是2018年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在这次会议上，她有一个演讲，看得令人很受触动，也非常感动。为了把K型理论说清楚，这里简单地复述一下。默克尔在法国告别访问期间，普通老百姓站在马路边上喊她“妈妈万岁”；交班离开首相官邸时，本国百姓沿途在走道、阳台上齐呼“妈妈我爱你！”“妈妈”可是全世界对女性最温暖的称呼……就不去过多地描述她的人品了。本人甚至感叹：西方再无默克尔。她在演讲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动感情。她说，我们德国尽管犯过巨大的历史性错误，比如当年的纳粹德国。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祖国，我们把祖国叫作母亲。更何况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地反思历史、改正历史错误。你们都知道我原来是生活在东德的，居然能到统一后的德国当总理。当年我的心灵上的最大伤痛，就是祖国母亲脸上被划了一刀，这就是柏林墙。现在尽管柏林墙不在了，但是祖国母亲脸上这道伤痕还没有完全消失……。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世界走到今天，居然还在重走我们东德、西德分裂的老路，世界正在走向分裂。这是世界各国领袖当中最早发出世界分裂信号的领袖之一，所以她是很有远见的。拜登比特朗普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搞联盟、搞阵营、搞圈子，用这一招来对付中国是很厉害的。K型理论就是一个描述分裂的理论，而且不仅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国际关系领域……全都出现K型现象。

疫情发生以后，经济界出现一些奇怪现象，突破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与规律，经济学家把它概括为K现象，由此产生一个K型理论。包括由此产生的新货币理论、K型经济、K型社会等等。今天都不作解释了。这里只展开说一说与我们企业关系最密切的K型财富积累现象。疫情无疑对每一个国家，对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都有巨大的冲击，财富严重缩水。但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量的中产阶层跌落到社会的下层，全社会财富在萎缩。可是，居然有一批人一开始财富下滑，后来很快起来，而且财富积累的速度超过疫情之前。这个也有数据证明，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福布斯公布的全世界富豪成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我们北京拿了城市顶级富豪人数的全球第一。有一部分人的财富下滑之后很快反弹，全世界财富越来越向这些人集中，这就是K的上半段。K的下半段，原来很多人是中产阶层，财富逐步上升，疫情一来后迅速下滑；下层人群当然日子更不好过。这就是K的下半段。在经济界，无论是经济本身的表现，还是财富的状态，乃至于社会状态和国际格局都出现了两段，一段是上半段，一段是下半段，这就是K理论。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最后发现，在疫情以后财富急剧上升、发财速度最快、财富积累最多的是那些搞虚拟经济、玩“钱生钱”的人；搞实体经济的大部分都不行。由此本人想用一个简单鲜明的不等式来表述。以色列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找到历史发展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人类社会遇到一个最为重大的挑战，我们投资收益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于劳动收益。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个悖论、一个矛盾。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劳动越来越不值钱，投资收益越来越大，即投资收益＞＞劳动收入。K理论产生以后，本人在不等式后面又加上一段，劳动收入＜＜投资收益＜＜“钱生钱”的收益。于是提出过一个“悖论反差与忧思”，作为一名老经济工作者的一种忧虑。这一世界现象、世界潮流，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

由此，曾对企业家们提出“一点忧思，两句忠告”，下面就说说“两句忠告”。曾在编制江苏省“十四五”能源规划专家座谈会上说过一次，大概是2019年。当时就说，时代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这个时代，“钱生钱”发财最快。包括手机上经常有这类段子，叫你计算一下毕业以后拿多少工资，等你退休养老的时候，你能够有多少财富积累，这点钱根本不够，你应该赶快去玩“钱生钱”。这样的手机段子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成了社会潮流。历来坚持说真话，坚持不当“两面派”，但是现在逼得要充当一次“两面派”。劝那些搞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要关注这个时代潮流，在有合适人才的情况下，不妨想办法介入“钱生钱”的领域，这一块财富来的速度大大高于你辛辛苦苦去干实体经济。当然有一个重要提醒，叫作收益与风险成正比，风险最高的也在这个领域，假如你没有合适的人才，“盲人骑瞎马，夜半闯深池”，就只能被人家“割韭菜”，只能被人家收购，只能充当待宰的羔羊，也没有必要这样干。前提是有比较大的把握、能够规避风险的情况下去干这个事。这是更早点，应邀到一家实体企业时向他们提出的“一点忠告”。而对玩“钱生钱”的，则只好另作说辞。某个投行在苏州设立一个分支机构，非要叫去说几句话。本人就强烈地给这些玩“钱生钱”的人发出呼吁，假如说世界潮流是这种样，设若大家都去玩“钱生钱”了，试问我们还要不要吃饭？要不要穿衣服？你们要想到，迟早有一天会发生一种“实体”和“虚拟”之间类似宇宙产生黑洞似的“坍塌”，你们照样会倒霉，只不过不一定会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你们搞“钱生钱”的人，一定要注意把钱主要投向实体经济，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皮了，你全玩毛，最终会玩出一地鸡毛。美国的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这么“玩”出来的，它把很多实体经济都转移了，就玩金融，最后玩出一场大祸，叫做“实体经济空心化”。但是人类没有真正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现在继续在走这条路。迟早有一天，人类会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除了气候变化的灾难，就是经济领域的这一类灾难。这是作为一名老经济工作者一点微弱的呼吁。当时在“十四五”能源规划专家座谈会上说了以后，当场就有一位企业老总感慨万分地说，他没有早醒悟，不知道有个什么K型理论。但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说，我们有一种原料进的太多了，担心占压资金太厉害，就搞了一次期货交易。谁知道这一笔期货收益抵得上我一年的利润都不止。“钱生钱”真很厉害。今天听了这一席话，顿觉忽然醒悟。现在谁也无法阻挡这股潮流，但是这股潮流背后隐藏着对人类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这就是现在K型理论告诉我们的。  

（2021年11月16日在江苏省质量管理协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即席专题报告。根据录音整理摘要）